算起来，1999年毕业，今年已经是高中毕业十年。前日，母亲大人打电话来，说我高中时候的历史老师周送儿子上大学，也许会联系我。我蓦然一惊，因为我对周的孩子的印象还停留在扒着写字桌的阶段，不想如今已经到了离家独自生活的年龄。我对母亲总是给我摊派如此的任务感到无可奈何，生性也不特别擅长待人接物，说是有师生之谊，其实彼此之间相知甚少，毕业以后也就在街上偶遇两次，再无交集，实在见面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前日，果然有短信来邀我晚上会面，还力求小谢也要一同前往。等我找到了金码大酒店，因为靠近林业、农业和矿业大学，四周车水马龙、灯火阑珊，端是好的繁华地，而且充满了校园周围那种青春、动荡、没心没肺的气息。

看到周老师，他比十年前胖了许多，那时候他是个中年帅哥，隔壁文科班的班主任，爱喝点酒，有一次喝得醉醺醺的跑到教室里给隔壁班的学生训话，彼时晚自习都已结束，黑灯瞎火训了一个多小时。我还记得有一次上课他讲拉丁美洲历史，讲到圣马丁和玻利瓦尔的绝密会谈，圣马丁从此激流勇退，卸甲归田，至于这次会谈两人同样三缄其口，这次会谈从此成为历史上永远解不开的谜团。他口才甚好，我当时听得入迷，奇怪的是，我的历史知识已经都差不多归还了他，剩下的也是片鳞只爪，但是这段典故却还牢牢铭记在心，多年都不曾遗忘。

周的儿子和我记忆里自然已经相去甚远，那时候他是个沉默的小孩，现在看起来也听话，默默地跟着父亲。后来小谢和隔壁班的孙都来了，孙和我记忆里也大不一样，那时候她是胖胖的女孩，能干而彪悍，跟男生绝缘的模样。现在的她拿着一只很潮的蒙奇奇，轻熟女的模样，比以前好看了许多，口头禅是：那些男生，我可看不上！

去丰泽园吃饭——当时并不知道这家饭馆，回来看《南方周末》，看到白桦回忆言慧珠那段，说他们唱完了戏就去丰泽园吃饭，才知道是一家老店——周老师照例要了一瓶特制二锅头，说是喝了酒好说话。后来发现是事实，有了酒，那些干涸的往事才能滋润的生动起来，才能想起那十年前的青葱岁月。

我们回忆起隔壁班成绩最好的男孩子，填完志愿后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，本来填的复旦十拿九稳，临时改了北大名落孙山。他也是周老师的得意门生，如今周老师提起他来还满心自豪，说如今他在法院工作，已经是公务员。不过今天下基层考察，不能赶回来。

我们回忆起我们班当时被男生暗恋最多的一个女孩子，人称SP，我已经忘记了这个绰号的来源，只不过她的确风姿绰约。我知道她经历了一段伤痛的恋情，如笼中鸟苦挣不得，后来终于嫁作商人妇，安于平淡的生活。

我们回忆起当时的物理老师，是个不可思议的角色。她学历甚高，但是上课从不备课，有一次为讲通一个道理打比方说：你们怎么不想想，帽子就是眼睛呢？——我们都暗自琢磨为什么帽子就是眼睛，后来我的同桌反应快，说：她是不是说的是“眸子”呀？果然。

我们回忆起我们的班主任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多才多艺，也爱好植物。有一回养了一盆吊兰，临到放假怕干枯而死，托我带回去照看。谁知道托了一个黄伯伯（不靠谱的人的意思），等我归还，已经死得只剩零星几片叶子。

我们回忆起周老师当时教导隔壁班学生上了大学要做三件事：谈一场恋爱，入一次党，考个研究生。从这三句话看，周老师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，而我从无缘聆听，居然惭愧地一件不拉，我还从来以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。

我们回忆起年纪里某个我们认识的女生，嫁给了高我们一届的师兄。这个师兄当年风头很健、才华横溢，如今看来他的婚姻也绝对是个起伏跌宕的传奇。

我们回忆起当年的高考和如今的学校，周老师居然还记得小谢同学的高考成绩，我窃以为他是为他的学生没能考过小谢而耿耿于怀，最后他强调了一句：当年我们班的平均分比你们高了0.5分哦。

酒意催生了我们说话的兴致，回忆也慢慢清楚了来时的路，当然，我们也知道彼此之间的隔阂有多深。我只能说我有个坚硬的外壳，从小在学校长大，对老师和学校生活毫无神秘感可言，所以能影响到我的实在有限。

后来，周老师一再说要我们照顾他的小孩。那个小男孩，已经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：他总是装作对我毫不在意，其实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。我开玩笑地回答他：以后他要装作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，但是其实他再也无法控制你的生活，你可以为所欲为了。

周老师感性的说：在地铁上，儿子把手臂伸过来抓住我。我当时就觉得，暧，我还是他的依靠呢。他儿子马上回击说：那是我离扶手太远，抓不到，才拉住你的。就差没说“美得你了”。

据说他的母亲在家还啼哭不休，就因为儿子要出远门，外公更是说：为什么不上南京、上海的大学，为什么不上二本呢，考不上明年再考一年好了。——有些愚昧的问题里饱含的是对孙子无穷无尽的溺爱。

我想起刚上大学那一年，我在这厢兴奋得有些睡不着，在家蜗了这么多年，觉得空气都熟悉到要窒息，只想去太远太远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听到隔壁房间里，妈妈在辗转反侧，低声说：怎么也睡不着。爸爸安慰她说：不要想那么多，明年还要早起呢。那时候去武汉没有直达火车，要去上海转车，上海的车又是早上8点多的，所以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赶去常州火车站奔上海而去。次日清晨，起了个绝早，拖着箱子经过楼下的水泥篮球场时，学校还阒静无人，有两棵泡桐孤独地站在那里，一朵一朵淡紫的花坠落在地上。

第二天去火车站送周老师，顺便在崇文门吃饭，周照例又喝了点酒，说：嘴上说是远归远，心里还是舍不得，到底还是近一点好，有了事情总是捞不到了。他摸出他写给儿子的信笺，写了我们许多人的电话，反面是留给儿子的信。他说：小时候，有一次下大雪，我儿子问我，爸爸，今天我是撑伞呢还是穿雨披。其实的意思是想要我送他，我就说穿雨披，背着书包，不很方便？他有些失望，磨磨蹭蹭出门了。我就偷偷跟在后面，也不给他发现，一直看着他过了天禧桥——天禧桥是运河上一座老桥，有些年头，也陡——我才放了心，就回去了。

我们只能安慰他男孩子总是出来磨练一下的好，他也是理智上知道，情感上究竟舍不得。我想起我的父亲，我小时候，他总和我说将来要读北方的大学、出国深造，等我到上了大学，这些要求疏忽都消失，并不是我让他们失望，只不过对于他们来说，其实读书、工作、有出息，只不过是臆想而已，他们最想要的不过是我守在身边，知道我平安而已。古人说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，看来是无数父母的心愿。只是，我们面对青春的尾巴，总是忍不住想要再任性一回而已。